文者，贯道之器也。三国时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总是把说话、写文章与国家的安危兴衰相联系，指出“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因而，历代有抱负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重视端正文风。
文风是政风、世风的反映，从来不是小事。好的文风，往往反映的是俭朴、亲民、务实、高效的社会风尚，也会带动社会风气更加清朗。反之，政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文风必然不好。对此，国外思想家也有同样的认识。法国卢梭认为：“倘若某个国家的风尚变得躁动，并堕落为享乐，那就意味着言辞很快会沾上这种优柔寡断、娘娘腔的习气。”英国著名喜剧作家本·琼生有感于当时社会的腐朽、人性的堕落和文风的奢靡，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凡世风腐坏之处，语言也如之。滥吃狂饮，奇装异服，是国家生病的标志；语言的烂污，则是精神生病的标志。”
的确，文风好不好，是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兴衰的重要方面。作家王蒙在其自传中写道，在新中国成立前他曾分别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某某和共产党人李新的讲话，前者“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捏调，公鸭嗓，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灭”，两相比较，“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王蒙还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一股政治势力的兴衰，看一看他们的文风与话风就知道了。兴者富创意与活力，明白而又实在；衰者只剩下了套话与八股，空洞且不知所云。”足见，文风直接体现为政之气象，关乎政治兴衰、系乎民心向背。
文风不正，害莫大焉！王阳明讲：“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所谓虚文，就是徒有形式、空洞无用的文章。成事在实，败事在虚。喜好无用之虚文，属于典型的虚风盛行。其表现主要有：篇幅上“长”，不加节制、冗长拖沓，夸夸其谈、洋洋万言，“干货”太少、“水分”太多；内容上“空”，无真情实感、真知灼见、真招实招，瞎子摸鱼、不切实情，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观点上“旧”，没思路、没主见，拾人牙慧、言之无味，惯于“依葫芦画瓢”，复制粘贴、生搬硬套；形式上“僵”，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满纸“八股”，僵化死板、千篇一律；语言上“华”，看似文采横溢，实则是以华丽辞藻掩盖思想的苍白，无实事求是之意，尽哗众取宠之心。以上种种问题在当下仍然存在，一些方面还比较突出。这种形式主义的花样文章做得越多，越是违背求真务实精神。因此，今天我们强调改进文风，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何况，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改进文风自然也永远在路上。
清代叶燮有言：“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文品反映人品，文风体现作风。改文风，就是改作风、正党风。作风实，方能为文质朴；文风清，助推务实勤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克服不良文风、倡导清新文风，真正使“短、实、新”蔚然成风。（寒山石）
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