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他长期集决策者、指挥者和执行者于一身，他的领导实践是全方位的。周恩来的领导思想是他长期的、多方面的、并且独具特色的领导实践的总结，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是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组成部分。他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理论，运用于领导实践并作了杰出的发挥。他坚持领导者必须自我改造，才能改造被领导者，同时改造自己的领导。他强调，做一个好的领导者，首要的“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这是周恩来领导思想的一大特征，是他毕生领导实践的真实写照。
自觉把个人溶于领导集体之中
周恩来是列宁关于领袖是一个集团的学说的坚定实践者。他强调领导者必须自觉地“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个人与集体结合起来，在集体中发挥个人作用”。这是改造领导的一个基本方面。
首先，周恩来说过：“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他在这里直接讲的是党的领导，其实是无产阶级的普遍的领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一个基本点，是同剥削阶级的英雄史观根本对立的。
我们共产党人的领导者，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为实现党的领导而担负领导工作的；都必须置身于集体之中，组织之中，而不能自居于集体之上，组织之上。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实践充分证明了的。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仅是讲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也包括了领导者同领导集体的关系。
其次，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拥护核心，也就是拥护领导集体。毛泽东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周恩来可以说是最早的发现者、推举者和促成者。他竭尽全力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对此，有人有所非议，说周恩来是受了中国封建“忠君”思想的影响。其实，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不二，首先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连美籍作家韩素音都看出了这种区别。她说：周恩来“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敬仰、信服，是在长期合作共事中形成的，是在同“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与比较中形成的。即使“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当时处境复杂，他仍顾全大局、一心为党。他以特有的方式，以超乎常人的坚韧和机智，牺牲自己，艰难地维护党，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和损失。
历史证明，周恩来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他在号召人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同时，就强调“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看成孤立的神”。尽管“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达到狂热，他佩带的像章也特殊，毛泽东像占１／３，为人民服务５个字占２／３，形象地说明，在周恩来的心中，崇敬毛泽东与信仰为人民服务的统一。
再次，善于定位，即找到自己在领导集体中的恰当位置。任何领导集体，核心只有一个，不能人人都当核心；任何核心也离不开其他成员的辅佐。周恩来总是从领导集体的整体功能来观察其中不同角色的不同作用，包括自己的作用，既知人，又知己。周恩来虽被人誉为“政治天才”、“行政奇才”，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但是他从来都自认为“不是帅才”。他斥责党内“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是“资产阶级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他没有任何个人的权力欲望，绝不看重权势名位，表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已经融于他的历史和生活情趣之中。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视角。他从来也没有感怀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却极为敬仰张良、萧何、诸葛亮。就是说，就领导者的个人人生价值来说，关键并不在于是不是帅才。在领导集体中，每个成员都能依各自的特长和优势找到恰当的位置，实现自身的价值，创造英雄的业绩。
在领导集体中，角色不同，领导方法也有所不同。周恩来非常赞赏邓小平作为帅才“举重若轻”的领导风格，但是他要求自己作为执行者只能是、必须是“举轻若重”，为的是让毛泽东集中精力作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思考。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总管一切、日理万机的才能和辛苦，称之“确有吐握之劳”，“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周恩来讲的“举轻若重”的“重”，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勤勤恳恳，不辞劳苦，二是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三是周到全面，不失之偏颇。他逝世后，邓颖超献出他生前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６年的工作日历，其中工作安排，都是一分钟追一分钟，连吃饭的时间都挤没了。
又次，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团结。周恩来指出：“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筋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这些精辟论述既反映了周恩来的领导集体观，也反映了他的团结观。
其一，领导既是集体，矛盾是客观存在。周恩来指出，即使共产党内，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相同，大的方面一致，由于各人所处具体环境的局限，加之出身成份不同，成长和改造都有其过程，仍然会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才能、性格和脾气。而且，这种不同不一定是坏事，经过合理的组合，可以形成新的、统一的力量。
其二，既有矛盾，就要善于求同。求同存异，有些同志把它解释成限于外交方针。这就窄了，低了。其实，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处理各种矛盾包括领导集体内部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它是以承认矛盾普遍性、事物差异性为前提的；是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是以追求统一性为目的的。在领导集体内，对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的方针政策，必须同而不能异；但具体执行，因地制宜，有灵活性，即允许异。要善于化异为同，抑异扬同；同时敢于容异，并使异异互补，使异在重新组合中产生新的功能。
其三，画大圈圈，不画小圈圈。他批评搞小圈圈的人，缺少无产阶级的气概，“不像个领导者，反倒像个孤立主义者”。他从不分亲疏，他是在党内搞五湖四海的典范。为此，他善于协调，包括各方利益的统筹，包括非原则问题上必要的妥协。
其四，相忍为党，与人为善。相忍为党是周恩来的一句格言。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周恩来一开始就反对，因此，受到粗暴对待。但周恩来在负责纠正李立三错误时，却是同志式的。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选入政治局。“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忍辱负重是出了名的。他肚子里装着多少委屈，却“永远地埋葬在心底”！
其五，是严守纪律。在周恩来看来，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并不只是约束被领导者的，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是领导集体坚强有力的基础条件之一。在纪律问题上，他从不讲情面，不计得失，不怕得罪人，更不原谅自己。
总之，周恩来的领导集体观，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革命风范的表现，是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彻底决裂的。
既坚持领导又不被感觉是在领导
周恩来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不是说不要领导，而是说坚持领导的方式和态度，不被感觉是外在的强加。其中固然有领导艺术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群众路线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这是改造领导的又一重要方面。
群众路线，毛泽东赋予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科学内涵，成为我们党的根本的领导工作路线。周恩来则是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首创者，而且，他把群众路线化为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的崇高品德和崭新精神境界。
“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首先是说，在革命队伍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本来就不是截然区分的。周恩来说过：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以工作为区别，而非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来区别。”进一步说，领导者是依存于被领导者的。周恩来曾向党的高级干部指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首先要求领导者不要摆官架子，不要生怕别人不感觉、不尊重他这个领导。
两千多年前，老子说过：“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１７章）这话不失为群众路线最古老的思想素材。不过，老子向往的是统治权的消解，主张为政“自然无为”；而周恩来的话则表明共产党人最自觉的领导方式。它坚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领导者的责任和作用在于引导，来不得半点强制。不感觉领导者在领导，既是说广大被领导者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又是说领导目标化为被领导者的内在要求，领导的功能并不在于消极的管束，因此，不感觉领导是外来的力量。
究竟怎样才能使群众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呢？周恩来一贯强调在领导态度和领导方法上，要坚持说服、协商、务实和交友。
所谓说服，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规定。周恩来强调，说服首先“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思想政治领导水平。他于１９２８年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时亲自起草《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党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一部分），是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思想政治领导的范例。一年后，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这一我党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充分吸收了周恩来的论点。周恩来曾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不是天然的，也不是被公推的，而是要争的。这种争，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改造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而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路线。领导者要教育改造被领导者，把被领导者提高到能够接受、执行领导者的纲领、路线的水平。
“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这可以说是周恩来早年领导实践就已形成了的领导风格。比如党的六大之后，顺直问题曾是党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顺直问题不解决，全党涣散不能转变。周恩来从苏联回国，第一次参加研究顺直问题的中央常委会，就明确提出：顺直问题“主要是缺少政治的指导”，“主要的还是政治的说服”，“不应是两条路线”。周恩来毅然挑起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担子，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划清极端民主与民主集中制、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最后得到顺直全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
说服，就不是力服。它崇尚真理而不凭借权势，符合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规律；表明对被领导者的尊重和信任；也表示领导者自身的信念和力量；要求领导者自觉并有能力做诲人不倦的导师。周恩来深刻地指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这个等待过程虽是痛苦的，但的确不能急躁，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才赢得心悦诚服。
周恩来惯于寓理于事，据事论理，从近及远，以小喻大，情理交融，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震憾力，以致对手也不得不折服。一位美国记者就说过：在周恩来面前，任何不信任或怀疑的判断，几乎都会烟消云散。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